治系统的建立，元廷原形毕露开始增加课税和徭役，使得百姓负担愈加沉重。一些不堪重负的普通百姓开始逃亡，试图反抗，从而爆发了一些抗捐、抗税的起义，但是他们没有政治目标，即便初时规模很大，甚至发展成数万人，席卷数个州县，却往往很快就会被残酷镇压，难以撼动元廷的统治基础。这些起义虽打破了普通百姓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并未成为民族抗争的新。
而赵昺还发现每一次民族灾难的降临，往往伴随着国民劣根性的集中释放。就在元军疯狂施暴期间，趁火打劫、相互攻讦甚至借助敌方势力加害同胞之类劣迹丑行骤然泛起。不可否认，打劫行动的背后有敌军纵容的成分，但这些打劫分子自身的能动性并不可低估，尤其那些地痞恶霸发国难财欲望之强烈，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就和现代的那些汉奸没啥区别，为达敲诈目的不惜与敌为伍。
尽管这类社会残渣人数在底层百姓中只占少数，其破坏性也根本无法与元军的暴行相提并论，但内患对百姓的心理伤害并不亚于后者，特别是那些动辄到官府那里去告发的内奸存在，更加重了恐慌气氛。百姓对他们的仇恨以致甚于蒙古人。但就在麻木和顺服表象的背后，民族抗争的潜流在慢慢聚集，国家观念也渐渐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