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皇帝处于个人的目的，他不去明确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具体职责范围，故意在两者之间制造矛盾，所以他们为了维护参知政事的行政权力，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都去讨好皇帝。
而为了防止由宗室或外戚掌控嗣君权，宋朝家法特别规定:不用宗室为宰相，至于外戚则皆不预事。这就保证了士大夫可以直接进入到国家权力的中枢，此外他们还能通过言事权对包括嗣君在内的所有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通过士大夫这个群体去影响或改变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正如当年章献太后临终前想让庄惠太后杨氏同议军国事，但由于士大夫的坚决反对，此事才最终告吹，其权也才终于回到了仁宗手中。
可见宋朝的皇帝与士大夫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士大夫依靠皇帝的恩宠，得以加官晋爵，施展宏图；另一方面，皇帝在士大夫的拥戴下得以血脉相承，一统江山，这就是宋朝皇帝做出“与士大夫共天下”决策的基本动因。可在此时此刻赵昺不想将这个说出来，正是不想让文天祥等人以为自己有求于他们，因为他知道若是不能凭个人的能力摆平这件事，就永远会被士人们抓住小辫子，难以实现皇权独树，结束持续百余年的党争。
大宋朝的皇帝当然也不都是傻子，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