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司马光正是顺应了时变修订了《仪礼·士冠礼》，对程序加以简化和变通，使之易于为上至君王朝臣、下至平民百姓掌握，从而能够推行天下。而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礼》，不过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只是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已，此外并无创新。
因此陆秀夫以为皇帝的冠礼应参照司马光的《仪礼·士冠礼》行之，且陛下乃是不世奇才，今又逢乱世，不必过分拘泥与旧制，而应顺应时事，尽快让小皇帝亲政，总领军政才是正理。其意思 反正也就是说特事特办，国民乃是一切之本，国亡民散，什么礼节都是无用，眼下就是‘非礼’也要让其尽快亲政。
大家听了觉得陆秀夫的话不无道理，当下什么事情最重要？恢复中原，驱逐鞑虏才是重点，而为达成目标礼法也要为此事让路。而当年司马光重新修撰礼仪，也正是痛感于当时佛教盛行，对儒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这次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他们为何就不能仿其行之呢？
大家统一了思 想，事情就好办了，很快一份有关冠礼的实施细则就出台了。然后呈给太后御准，请了懿旨，便由太史局选好吉日，太常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