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风，公文大量引用经书，几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经书如《论语》《孟子》《周易》《尚书》《春秋》《礼记》《诗经》等都被反复引用。完全抛弃了汉代用经简洁利落的特征，喜欢引用较长的文字，喜欢大量铺陈，在说明同一论点时经常反复援引经文，同时对引用的文字大加阐释、随意演绎。
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翻陈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经传语句，这就对阅读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体来看，宋代公文的用经给人以繁琐之感，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难度。这种用经方式弊端显著，不仅有害文意，还妨碍公文的传播。
在赵昺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文作为实用文体，只有写得浅切直白、干净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反观宋代公文，其无节制用经的写作方式，使得公文丧失了固有的价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发挥。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赵昺最直观的感觉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个理工男，写作水平本就不高，对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这些奏疏在他看来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测，所以骤然接触这么‘高深’的东西，为了防止出现误读，起初都是在几位老师的辅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废话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