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术层面来说，应该存疑留待观察。只能说目前已知的揭示分析角度，都非常严密。但我们无法保证，还有没有大家都未能看到的盲点。”面对领导的垂询，刘校长屏息敛神 ，每一个字眼都回答得非常谨慎。
主任只好换了个态度，与部长交谈：“黄同志，你觉得呢？”
部长毕竟级别又高一些，也敢说话：“外交部的惯例，是只与对方国家的现政府打交道。即使再有把握，也不该有任何偏私——常凯申殷鉴不远呐。当然，如果是外交以外的领域，就看投入和成本了。”
此言可谓老成持重。
部里的国际关系研究司，得出的各种预测结论，往往并不是指导本部门工作的，而是被兄弟单位拿去用。
因为经贸上的小举动，或者文体团体啦、民间社团啦之类的交流，影响没那么大，往往可以先行一步，并且由圜转的余地。
而外交层面亲自上阵、押注外国派系走向，那就断无小事了。
历史上最智障的反面教材，就是常某申的自取灭亡：48年时居然觉得杜威很有希望，就一边拿着杜鲁门的援助，一边公然给杜威示好——结果偏偏杜鲁门连任成功了。
刚好史泰林同志一招封锁西柏林、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