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当然是略懂“行为经济学”的——至少比如今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了解，摆摆龙门阵没问题。
倒不是他前世靠坐地铁听“得到”就能学得多好，纯粹只是因为直到80年代末，“行为经济学”都不是什么主流的显学。
这个流派很是沉寂了几十年，直到华尔街被门口的野蛮人草得欲仙欲死，民怨沸腾，这门学科才重新主流起来。
对于仇清遇到的问题，顾骜当然可以直接报答案，但为了确保对方能听懂，他只能先铺垫一些例子。
顾骜先定了个基调：“你制定文件时，主观上觉得‘中国人抠，外国人大方肯消费，所以给外国人免票综合来说赚得更多’，这个思 路就很粗暴，也伤人，难怪会被别人攻击。要想应对，你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制度设计，而是真心改变你自己的认知，然后才能谈制度。”
仇清的表情微微闪过一丝“对教条主义的不屑”，似乎误会了：“老弟，咱务虚的能不能以后再聊？我们是办实事儿的人。”
顾骜一抬手：“不，我说的一点都不务虚。因为‘中国人比外国人抠’这个立论就是站不住脚的，你听我说完。”
仇清只好收起不服：“那我恭聆高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