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轨迹，十有七八也是靠着高岳的门荫，入国子监（当然高岳若能入三品后，便能入弘文崇文二馆）就学，然后以各种方式踏入仕途。
可唐政府政策的强行规定，在时代的发展前，就是“螳臂当车”的下场。
事实上在玄宗时代，学校教学“学了也没用”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比如开元年间的田琬，这位年轻时和高岳一样，也曾入太学，可学了段时间，觉得《小雅》里整天跟个怨妇似的唧唧歪歪，《大雅》则整天教人如何繁复地“奢侈”，便觉得这玩意学来作甚？我大唐之士，“功业宜先于济理，章句非急于适时”，索性去学骑马射箭、孙吴兵法，随后投笔从戎，立功疆场，最后居然当上安北都护，后来又任易州刺史、高阳军使，仕途直至河东节度使。
到了高岳这个年代，国子监也好，州县两学也罢，根本就是名存实亡了，所以先前高岳在太学里，国家为保住国子监，要求京兆府解送的举子，国子监学生必须占取一定比例。
“唉，人心既去，即便以法律拘押之，也是无济于事的！”高岳深知，中央和地方的教育要不要振兴，当然要，可靠下达些政策修修补补是不行的，而是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进行强力的革新才是。
“马上就在兴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