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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争,最后都是无法满足各方的,因此只能是大致平衡,各方面都削减一些预算,驳回一些项目请求。
李纲倒是有些疑惑了,为何隋时仅收租庸调的实物,没有巨额的工商市舶贸易这些收入,却也一样能安稳,甚至有开皇之盛世,如今朝廷这么多的收入,反而还处处捉襟见肘呢。
“隋时,百姓人人要服二十天免费役,未服完,还要按天折绢三尺代役叫庸。隋时,以丁征租调,不论有田无田有田多少,只要是课丁,那都是一样的租调,一年一丁两石粟租或绢两丈绵三尺。”
“而我朝呢,自改两税法后,户分九等,贫富按差交户税,地税则按亩征收,并将原来隋时的各种杂捐摊派甚至连役也摊入亩中,按亩征地税,这样一来,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无田就不征,我们还把原来义仓粮社仓粮也并入了地税田亩中,实际算起来,每亩折的租粮就比过去要少的多。”
当然,两税与租庸调制最大的区别,还是这个税率是比较弹性合理的,穷人交的税少,富人交的税多,而隋朝的税最大特色,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人丁税,按丁来收税,有钱人跟没钱人交的税一样。
故此,隋朝时对于人口的普查和户籍的控制,是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