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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联系就不会是陌生来电了吧？”思绪渐渐回笼，陶乐自嘲地笑了笑：“真没想到，你这瓜倒是吃了个全。”
六年前，在带着实习的凌一弦去开行政庭的路上，陶乐紧张地开着跟律所同事借来的手动挡。有电话进来，她示意凌一弦帮她开免提，电话那头也是这把带着磁性的中国好声音。
“陶乐，我们离婚吧。”
当时的陶乐一脚油门蹬到底，好在凌一弦当机立断扑过去扶住方向盘，大声喝止，陶乐才赶紧反应过来换脚踩下刹车。也得亏铁路法院够偏僻，大正午的大马路上愣是没一辆车。只要方向盘没歪，倒不至于一头撞上路基去见马克思。
陶乐把车停到路边，双手都在抖。22岁的凌一弦还没考驾照，只能陪着陶乐在路边抖完，听她深呼吸了好几回，才终于重新念着口诀起步上路。
那天刚刚熬过一个大夜的陶乐，在结束了一下午漫长的庭审过后走出法院时，狠狠摔了一跤。
很长一段时间，陶乐再没有接过行政案件。老同事以为她和政企组的关系变僵了，新同事以为她是看不上行政案件的诉讼费用。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只是不想再走那条去铁路法院的路罢了。
凌一弦看着前方路牌，适时地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