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僧侣，当是捐庙的费用，然后就离开寺庙。在路上，彭玲告诉我们，她从小就害怕巨大的声响，尤其鞭炮，小时候家里过年有人放鞭，她都会吓得大哭不止，后来父母就捂住她耳朵。长大后在外地，过年那几天是她的噩梦，不但看到放鞭就得捂耳朵，还要防止那种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只要听到，就会吓得瘫在地上起不来。
“这就对了嘛，”黄诚信说，“那就是你从小留下的病根啦！”
回到曼谷之后，为了试验，我和彭玲半夜走出去，在外面转了两个多小时，还专门挑选偏僻的地方溜达。彭玲欣喜异常，对我说她感觉浑身有气，好像还有热气往外冒，说不出的轻松。看着她又笑又哭的模样，我也很高兴，五万泰铢只是一万块钱人民币，去掉京鄂泰三地来回折腾的路费，彭玲还能剩七八千块钱，这趟施法的花费真不算多。
将剩余的钱全数归还给彭玲，她非要给我和高雄当酬谢不可。我有些犹豫，但高雄坚定地说不要，最后彭玲给我两万五泰铢当成辛苦费，高雄这才让我收下。把她安顿在旅馆睡下，我请高雄和黄诚信去ktv唱歌。这两人又开始斗起歌来，但高雄唱的都是轻快的歌，而黄诚信专挑比较悲伤的歌来唱，看来，这充分代表两人最近的心情，俗话说“男愁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