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了。”
董钊放下电话摸了一把汗，便立刻把下属一六七师的新任师长和二十八师的副师长（师长由董钊自己兼任）以及各旅长召集到了军部，将谢副长官的命令压低了一个级别以自己的口吻照转之后，而且还补充道：“二十八师自我以下凡有后退和怯战者立刻枪决，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亲自上。一六七师于长山失利已背负耻辱，这是你们一个挽回的机会，怎么样办你们自己斟酌。只有一条你们要记住，我们后面就是十二集团军，你我都无路可退，届时即便我放你们过去，但你们能不能过去谢副长官和十二集团军那一关，我就无从知晓了！”
这段话实际等于告诉了各位手下将领，后退是死，战则还有一线生存希望。
师旅长们都带着背水一战的悲壮离开了军部。
黄埔一期的董钊如此听命谢昌云，除了军法无情之外，其中也另有原因。
西安事变后董钊随中央军进驻陕西，作为陕西同乡和旧识，同时也为了配合蒋介石“以陕治陕”的策略，董钊入陕后与孙蔚如等来往密切，还曾经一度担任了西安警备司令，直到抗战爆发数月以后才调出陕西，期间多次听到孙蔚如等对谢昌云在关键时多次鼎力相助西北军的赞誉，因而对谢昌云生出许多好感。这次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