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念念叨叨地嘱咐着，贺璞宁却一句都没听进去。脑海里嗡嗡回想着只有一个反应——
“我们不卖行不行？”
他半跪下来和陈安平视，感觉心里又闷又乱：“这里，这里是家啊…… 卖了我们该去哪儿呢。”
少年的眼神雾蒙蒙的，满是要溢出的酸涩和委屈。
放化疗期间整日整日地发烧呕吐，陈安也没有掉过一句眼泪。这时候他却忽然感到鼻子一酸，因为贺璞宁用的不是 “我”，而是 “我们”。
若是放在半年前得知自己长了脑瘤，陈安或许根本不会有什么太激烈的反应。他甚至可能干脆选择放弃——化疗实在是太疼了，生命仿佛被安上了倒计时，没有人愿意一天一天躺在病床上遭罪，只为了艰难地维持着并不知道能不能看见的明天。他曾经跟人去慰问过一个肺癌晚期的老工友，据说切掉了左边一整个肺，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连自主呼吸都做不到。人更是已经瘦得完全不成样，像某些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畸形怪物。陈安看了回去一整晚都没睡好觉，总觉得那么难受地熬着，还不如痛痛快快地走了。
矿区有多少人都把命拴在裤腰带上干活，陈安过去从不觉得死有什么可怕。他孑然一人，就那么走了也没什么可牵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