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车行驶了进来，于是，门卫警惕地让我向后退，大概是怕我忽然冲出去吧。
我只得一边等待电话接通，一边往门外张望。
十秒钟以后，我听见了Frank的声音，他只说了很轻的一个“喂”，然后，我们便沉默着倾听彼此的呼吸。
我站在咆哮的大风里，他对我说：“看见我的消息了吧？”
“你为什么来啊？”
“有一项很重要的考察，别人来了我不放心。”
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高声问道：“就必须现在来吗？”
“没办法，工作还没到停歇的时候。”
这种特定的困局里，人变得脆弱不堪，Frank的出现，让我像触碰到光亮般惊喜，但更多的是担忧。
即便我正在忘却他。
我在刺骨的冬风里捂着嘴哭出了声，口罩上的水汽和眼泪混合在一起，附近的小区工作人员全都看向我，露出一种同情怜悯的神色。
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见多了像我这样忽然大哭的人。
“为什么要来啊……”我一边哭一边说。
夜里，Frank找到了同事的车开过来，他不仅仅回了中国、来了武汉，而且，还来见我，我站在电动门旁紧闭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