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都还不算什么，到后面，特别是南宋时的火器制造更是进一步的向规模化推进。
如建康府的都作院，在1129—1261年间，就生产了火器差不多38000多件。
而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产铁火炮逾千只，一次拨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万计。
这样高额产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现，表明南宋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又有了新的进展。
可不幸的是，金人与蒙古人在与宋军作战中也获取了火药的制用方法，这对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有重要意义。
而欧洲人会制造火器则是14世纪的事了(13世纪末从阿拉伯传入)。
在世界兵器史上，火药和火器的使用同样是划时代的事件，而且对仁义的宋人来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恩格斯语)
马克思 对传到欧洲的三大发明同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宗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 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