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但其实这一传统是来自法家的思 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
如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包括汉朝立国后，“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唐朝也“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
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
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 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唯独此时的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当然，不是说全无歧视，但总的来说，商业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