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极端不信任。
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作者菌认为并不尽然，除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统治者强烈的情报保护意识。
让皇城卒与大臣共同出使或接伴，并非是某一皇帝的心血来潮，而是出于政治、军事安全的考虑。
如辽兴宗时，向宋索要关南之地，宋朝政府为此特地遣富弼使北进行交涉，并授以五书，各书所载增币数额不同，富弼留二书于宋境雄州，只持三书前往契丹，但由于辽国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书的信息，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富弼“徐出一书，辽人意未厌，复出一书，至于三，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遂从约”。
这里探得富弼持有三书的人，应该是辽之接伴使。
在辽方占主动的情况下，出使的结果是宋朝岁增币二十万予辽国。
同宋使负有刺探对方情报的职责一样，对方的使臣也同样肩负着刺探情报的重任。
《辽史》记载：“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后“宋人果取太原”。
可见，大臣在出使或接伴的过程中，如果稍不谨慎，就有可能泄漏国家机密，对国家的政治、军事行为造成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