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运。
而茶叶的远途贩运，尤其是大规模的远途贩运，绝不是一般中小商人所能经营得了的。
就连苏轼在议论商人贩盐时都曾说:“凡小客本小力微，不过行饔得两三程，若两三程外，须藉大商兴贩，拟决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运。”贩茶实际也是如此。
宋代一程是50里，二三程也就是100—150里。
宋代东南产茶区中最靠北的寿州到汴京的直线距离已逾600余里，至于要经营“自南方水陆二三千里方到西界”之类的长途贩运，对中小商人来说简直不亚于上九天揽月了。
既然“小商不能多贩，又不暇远行”或者更确切地说，稍远程的贩运，若“本不及数千缗则不能行”赴那么茶叶的大宗远贩也就基本变成了豪商巨贾的专利。
而榷茶制度的实行更为富商大贾排挤、兼并中小商人提供了良机。
如大中祥符年间，政府规定凭引兑茶“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知精好之处，日夜使僮仆赍券至官，故先获，初尖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后来又规定了交引偿茶的期限，“或数月，或百日，逾期未至者，每十分复合别输害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能及限，小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