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状，当场面色一沉，怒气冲冲地斥责这位南天竺高僧不懂规矩，胆敢越过右街功德使直奏皇帝，犯了“越官之罪”，宝月收监五日，禁止归国，他的三名弟子也被打了七棒。
最可怜的是负责翻译的通事僧，决十棒，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李瀍对僧人的处决，终于引起了长安大大小小僧庙的注意，一场“法难”的猜想，如阴云般开始笼罩在僧侣们的头上。
不久，朝廷颁令，先后沙汰了部分“保外无名僧”，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小寺庙，并对僧尼的活动作出种种规定，譬如违犯清规戒律者，一律扫地出门，送归原籍，不得收留童子沙弥等，一一作出了规诫。
在整顿之风下，寺院滥发度牒，聚敛钱财的行为明显有所收敛，但李瀍和李德裕深知此远远不够，继续深入地推行对寺院和僧侣的管束势在必行，只是他们觉得大唐善男信女者甚众，既定策略的推行，不可过于急进，便暂缓了颁诏的势头，以循序渐进为主。
会昌元年八月，乌介可汗虽势力衰微，但仍号称有兵十万，牙帐设在河东大同军以北的阊门山，八月，乌介可汗率兵南下，突然进入大同川，掠夺杂居在河东的戎狄各族牛马数万头，带着这些战利品，乌介可汗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