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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皇上此前一直口口声声说的“嘉靖新政”还未见端倪的话，那么此刻，所有在场的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心里都泛起了同一个心思：原来嘉靖新政就是把皇上以前那些作法都尽数推翻啊！
这话当然是不对的，但在财政问题上也未必十分错，因为市舶司是在嘉靖手中撤消的，自然就没有市舶税可收了。
海外贸易可以赚取大量利润，但也容易积累大量资本，以致“富可敌国”，所以自宋代开始，中国就开辟了通商口岸并设立市舶司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并大力推行官本贸易，由政府经营来发达国家资本，这个政策既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可以避免大商人大资本家危及国家政权，在封建王朝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二十一年（），也是统一中国第五年时，就在杭州、泉州两地设立了市舶都转运使。在明初大学士宋濂主持编撰的《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条目有记载：“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使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可偏偏明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