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花二十万石粮食；这还不算暗中补贴给英国公张茂等人的近五万石粮食。通算下来，朝廷花了二十万两银子，还要多支出四十多万石粮食，简直是赔了大本！
这些还都是那些通晓一点经济之道的官员们的意见，绝大多数的官员根本就想不到去算这个账，在他们看来，粮商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本就犯下了不赦之罪，直接抄家拿人了事，何必大费周章地搞什么平抑粮价，倒让那些不法粮商赚了朝廷的银子！
面对至今还不知道江南叛乱之事的朝臣们众口一词的质疑，即便是一意逢迎君上的严嵩，搅尽脑汁也只帮皇上找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民富则国强，民竭则国衰，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其二，人无信不群，国无信不立，朝廷不可失信于民。
这样苍白无力的理由连严嵩自己都说服不了，自然不能平息朝臣一片指责之声，多亏顺天巡抚王世恩适时向朝廷递上了万**名上呈的谢恩表，每日更有络绎不绝的难民在端门之外叩谢圣恩，哭声闻于禁中，那些官员亲耳聆听百姓颂圣之声，无不感动莫名，得失论争才稍稍平息。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鞑靼终于循来路退回了塞外，戚继光带着营团军骑营回到了京师，随他们一起回来的，有大批自江南和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