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顾璘坐回到了座位上，稍微平息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又接着说道：“目下国朝，君虽尧舜之君，臣非社稷之臣，圣上为宵小奸佞之徒所蒙蔽，遂致家国内忧外患频仍不休……”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顾璘自嘉靖初年讲起，说圣天子即位之初，在被称为“国家栋梁之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众位正人君子的辅佐之下，励精图治，革除前朝弊政，减轻漕粮和赋税，取消团练，重整边镇武备，遣返宫女乐人，裁汰冗兵冗员，诛杀佞臣钱宁、江彬等人，使朝政为之一新；惜乎不久之后，皇上受张璁张孚敬、桂萼、方献夫等一帮一意逢迎君上，不尊礼教更别有用心的佞臣小人所蒙蔽，开“礼仪之争”，十余年间贤良之臣尽去而奸佞之人独存，朝廷正气沦丧，邪风大渐。及至夏言当国，他与那帮“议礼派”之人同气连枝，实为一丘之貉，自然也不以正道事君，飞扬跋扈、党同伐异，为天下所共知，为清流所侧目。加之此人无才无德，秉政多年，未有尺寸建功于社稷，反以朝廷财用不足为由，挑唆君父推行祸国殃民之新政，家国方有今日之祸变……
至于新近进入内阁的严嵩，顾璘则更为不齿，言称此人虽薄有才名，每每自诩为文坛祭酒、士林领袖，其实为人更是龌龊，早在为官之初，就不讲尊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