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胜负关乎大明国运，不可不慎！”但朱厚熜心里很清楚，这只是他们的借口而已，其实无论内阁还是兵部，都对猬集徐州的八十万靖难军心存惧意，生怕战事不顺，国破家亡。
这也难怪，既然叛军打着“清君侧，正朝纲”的旗帜，那么此战就不但关系到他这个皇上的龙椅能否坐得安稳，更关系到各位朝廷重臣的荣华富贵甚至身家性命能否保全，一旦战败，他这个皇上或许还能作为逊帝得以苟全性命（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但也并非没有先例；更何况，他毕竟是已垂拱九重二十三年的皇帝，是天下百官万民共同的君父，那些藩王宗亲、勋贵重臣有胆量谋逆作乱，却未必有胆量背负“弑君”的罪名！），那些朝廷重臣却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效法方孝儒为朝廷尽忠死节，成为皇权斗争的殉葬品；二是抛弃所有的道德理念，不顾名声，向新主子屈膝投降，做一名“贰臣”——这样的结局对于那些一贯标榜自己公忠体国的士大夫来说，比死也强不到哪里去。因此，那些大臣们整军备战的积极性比他这个皇上还高涨。这些天里，内阁三天一份急递，五天一份廷寄，不停地督促兵工总署加紧生产武器装备，督促山东、河南及北直隶等省加强守备、囤积粮草；分管兵部的学士李春芳和兵部尚书曾铣更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