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会贻误家国大事。比如北宋名相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治通古事而资当世之鉴，其任何其之重。司马光原本孜孜以求精准确凿，斧正笔削，一丝不苟，因而进展较为缓慢，便有好事者攻讦他贪图朝廷给予编撰之人的那么一点饭食钱。司马光畏惧人言，匆匆编完此书交差了事，以致《资治通鉴》五代史繁冗杂乱，不免有瑕而掩瑜的遗憾。反观与他同朝为相的王安石，辅佐神宗推行熙丰变法，称‘天命不足恤，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是何等掷地有声的豪迈之语；又是何等雄姿英发的冲天豪情……”
王安石变法，在北宋当时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既不能容于官僚士大夫，又不能见恕于市井升斗小民，当意志刚强、好立功业的宋神宗一死，新法便人亡政息。宋南渡之后，王安石被视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受到直至今世今日的士人学子的口诛笔伐，他所说的那“天命不足恤，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句话，更盖棺定论成为他祸国乱政的一大罪状，在一贯标榜“敬天法祖”的明朝，也被批倒批臭再踩上一万只脚。但是，皇上厉行新政，也正是如王安石一般不恤天命、不畏人言，更将祖宗成法废弛了许多，所以，张居正听皇上赞叹王安石那一副“恨吾生也晚，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