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会试大比，除了照例应有的明经取士之外，还要增开制科和时务科。明经取士，国朝已进行了近两百年，一切都有旧章祖制可以遵循，增开的制科和时务科由于向无先例，内阁便着令礼部从速研究李唐旧制，拟订章程，呈报御览。
礼部不愿恢复李唐六科取士的旧制，将各类时务科与明经取士等而视之，而是参照李唐将制科作为常科补充的旧制，建议先照例举行会试大比，会试放出杏榜之后，名落孙山的举子可根据自己的所学所长，报名应试时务科。
此举固然与皇上刚刚下旨颁布的“唯才是举诏”略有出入，本意也是出于对时务科的歧视，却比皇上原本确定的由各省举荐生员应试的办法更为合理，也更能广开进贤取士之门。只要能为国家尽快选拔各类精通时务的有用之才，朱厚熜也不会不懂装懂，更不会固执己见地与那些科甲官员计较名分，欣然接受了这一批评意见。
殿试安排上，礼部又跟皇上玩了个花样：今年大比，朝廷加开了制科和时务科，殿试就得分三场举行。根据礼部的安排，先举行时务科殿试，其次是制科殿试，而被人们认定最正宗的明经科殿试则最后举行。之所以如此，概因朝臣清流们又连上奏疏，跟皇上讨价还价，说状元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