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第一人”，每科只能有一个，因此制科和时务科只取士，不定名次，明经科殿试就要作为压轴大戏放在最后。
这又违背了皇上刚刚下旨颁布的“唯才是举诏”的本意，但朱厚熜明白，要想说服这些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接受科举制度的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奏效的，不得不再次对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科举取士制度进行了妥协。
唯一让朱厚熜聊以**的是，既然制科和时务科只取士，不定名次，那么也就不必分什么“一甲进士及第”、“二甲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了，一概都赐进士出身，免得排名不公，伤了那些精通时务的有用之才的心。对于皇上的这个让步条件，首先内阁首辅严嵩便举双手赞成——他的儿子严世蕃也要应试制科，若是科名落在三甲之外，让他这个当朝首辅的脸往哪里搁？对严嵩的这点私念，朝臣心知肚明，也就不再节外生枝。
由于皇上曾有言在先，礼部倒没有在制科上面玩什么花样，老老实实仿照唐朝旧例，应试生员不必经过初选，只参加殿试。为此，礼部一开始就奏请朝廷控制了应试生员的名额，两京一十三省共有二百八十六名生员应试。有举荐之权的朝廷重臣、各地督抚也不敢违背“确保质量”的圣谕，举荐生员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