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加之大明朝屡兴大狱，官员朝不保夕，渐渐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官员获罪，不管是否有冤情，甚至不管犯下了多大的罪行，总有一帮同年、乡谊或同僚上疏救援。可是，杨继盛此次被贬谪充军，却没有人敢上疏替他说话——概因他所论争之事与皇上这些年来一直施行的御边驭夷之策背道而驰，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触皇上的霉头。更何况皇上借此机会遍赏群臣，内阁学士和六部九卿都得了彩头，不是增加俸禄就是恩荫子孙，一年多个几十上百石粮食几百上千两银子对那些位高权重的当道大僚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能让一个儿子或孙子不用经过严苛的科举考试就能直接进入官场，无疑是给那些老臣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如果皇上采纳了杨继盛的谏言，势必要将那些封增恩荫都要追夺，等若将满朝达官显贵全部得罪光了，谁会去做这种千夫所指的傻事？因此，满朝文武之中尽管不乏与杨继盛一样腹诽皇上驭夷治边之策的人，却都碍于种种顾虑而噤若寒蝉，缄口不言。杨继盛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被剥去了官服，押到大同，灰头土脸地换上号衣戍边值守。
马宪成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听说还有人替杨继盛说话，不禁来了兴趣，问道：“什么人如此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竟还要疏救那个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