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各省府州县皆有行商定居，各地纷纷起而效法，某些省府还对在住地做生意、异籍寄居的客商予以承认，设置浮户专册，将其纳入册中。此乃皇上推仁心及天下，使官府衙门和商民各得其便之一大善政。既有此成例在，两淮盐商附籍扬州，又有何不可？”
原来，到了明朝中叶，除了负贩行商纷纷落迁定居之外，社会上同时出现了大量因其它原因而产生的流动人口，如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外地讨生活的流民、不堪忍受官府赋税压迫而弃家别业逃离外乡的逃户等等。显然，传统的管理人口的户籍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许多封建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便纷纷上疏朝廷，奏请对户籍制度予以变革完善。在经过了极其激烈的争论和一系列的调整之后，朝廷首先给了流民、逃户在异地寄籍暂居及附籍的权利，以维护社会稳定。负贩行商从流动性来说，与流民、逃户没有区别；但在财力方面，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保障其很快在留居地扎下根来。这些负贩行商在经商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养儿育女，他们的子孙也“婚姻于此，衣食于此，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他们返回故里，反而会因“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而遭乡人的拒绝反对。因此，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