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规定不得强占牧地，不得互相统属，不得互相往来；其次再仿照内蒙古的盟旗制，“编置佐令、以扎萨克领之”；此外还建立会盟和朝贡制度。如此多管齐下将青海地区置于大清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不给叛乱分子以可乘之机。另外，对于喇嘛教寺院也进行了整治。这次叛乱中寺院不仅仅是匪首依靠的重要力量，甚至发展成为叛乱的主导力量，这个异常发展的新动向当然引起了年大将军的高度重视，为避免再有此类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高度重视对寺院势力的掌握。其实早在康熙朝末年时期，喇嘛教在中央的大力扶持下得到迅速兴起，青海地区的寺院就达到了千余所，西宁地区寺庙的喇嘛多的有二、三千人，少则也有五六百，对此年将军称之为“藏污纳垢之地”。由于喇嘛教在大清帝国的地位极高，以至僧人们也渐渐地水涨船高般地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社会特权阶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僧侣会这么积极地参加罗卜藏丹津发起的这场叛了。为了避免历史重演，年将军建议坚决制止打压寺院势力，对于参加叛乱的喇嘛们或镇压或遣散，对于寺院的喇嘛人数和房屋规模进行严格限制，由朝廷定期派官员前来稽查，避免过度发展，日后渐成雄霸一方的宗教割据势力。这样一来，在青海蒙古族和藏族中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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