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是儒家的根本观念，这和管仲的富国、商鞅的尊君绝不相同。是以诸葛亮任法无损其为仁政，因为他是‘用心平而劝戒明’，刑政虽峻而百姓无怨。
至于礼、刑的运用则取决于时势，遭逢乱世而坚持王道仁政恐怕就不免像孟子那样到处碰壁了。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兵家还需要仁的品质，可见‘仁’不是绑住自己的手脚，一味平和了事的。刑法是用来裁制罪恶的，王道倘若刑措不用，那是对罪恶宽仁，何以保民呢？
古代遇有新皇登基或重大庆典，往往实行大赦，以此搏一个宽仁的美名。就连颇知政理的唐太宗也未能免此。相传他将罪犯赦归，约定期限让这些人回来伏法，结果罪犯个个遵守约定，太宗龙颜大悦，将他们全都赦免了。
魏征《谏太宗十思书》曾说，‘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太宗此举真是将魏征的谏言丢在脑后了。
大赦之举无疑是对律法的轻亵，没有丝毫可取之处。赦免恶人，就是谋害善人，天下百姓又何能欢欣鼓舞、与君同乐呢？
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