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知识分子对此更加自负，他们仍然喜欢自称传统文化就是整个“文化”，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秩序，好像探索自然秩序无论就其本身的价值或者就其结果來说都毫无意义，好像物理世界的科学大厦无论在智力深度、复杂性或说明方式方面都不是人类最漂亮、最奇妙的集体创造。
c.p斯诺对医治这种分裂，给出了两种药方，其一是创造出第三种文化，其二是他虽未深入、却一再讲述的教育：可供我们选择的基本手段是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也包括大专院校，沒有理由再让下一代人普遍无知，或者像我们自己这样缺乏理解力和同情心，……教育内的变化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題，但沒有这些变化我们甚至无法意识到这些问題是什么。
过年的时候，陈康杰恰好读到这本书，斯诺所开创的这一讨论今天仍在持续，很多学者在讨论开创第三种文化，布罗克曼两年前提出一些科学家开始直接与普通读者对话，这就是正在形成的第三种文化。
陈康杰认为，斯诺的两个药方其实是一个，沟通两种文化，或开创第三种文化，必须从教育着手。
对此，陈康杰提出两个主张，其一是中学建立科技史的课程，科技史毫无疑问从属于历史学，但是沒有必要将之并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