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已默然无语。他送她到厂门口，同她在墙边的路灯下站了会儿。秋风乍起时候的别离总染着一份怆然的意味，她低头不语，他亦一时沉默，黯然的灯光下，淡淡数语，笑笑，他摆手离去，她亦转身回厂。
连生很快就搬走了，他东西甚少，自己一个人打理就行，苏佑玲又正好上班，便未来帮忙。李先生李太太送他到弄堂外，叫了一部人力车即走。他搬到四马路那里住了，这里离红鼎坊近，只是环境嘈杂，住的人口也繁复。他租住的这户人家二房东是广东人，姓严，做小生意，平日里都是二房东太太打理家务。严太太是位热心的中年妇人，黑黑瘦瘦，着一身半旧的香烟纱旗袍，两只粗金耳环，操一口潮州腔的上海话，对这里的住户基本上有求必应。连生在红鼎坊做学徒，时常很晚归来，每每都要麻烦严太太开后门，所以他也隔三岔五给她茶钱，由此严太太甚是欢喜连生这个住户，对他关照有加。
且说连生在红鼎坊学厨也颇不容易，名师自然要求高，各般工夫都须练到家，丝毫差池不得。刚开始那几天，每日晚间归去都犹如被人痛殴了一顿，浑身酸痛，回到房间倒头便睡着——那一阵他把其它全抛诸脑后了，上紧了发条的钟表样奔走于红鼎坊与住处之间，对她的印象倒也淡了。原本便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