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古代哲王的思想立场。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况曾对族刑进行过声讨。荀子视“以族论罪“为“乱世“之举，可谓大胆尖锐之论。且荀子的看法并非曲高和寡，在西汉时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学术正统的“贤良文学“曾以经典为依据，对族刑提出了大胆的异议。
这些议论代表着一种极其普遍的思想倾向，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儒家圣贤以及经义精神对族刑有如此明白而又强烈的反对意见，那末，以儒家的德治和礼义相标榜的古代法律为什么毫不掩饰地保留了这一极端的刑罚呢?其原因恐怕要从两方面去寻找。首先，是古代政权的性质及其贯常的镇压手段决定的。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政治在本质上是反人民的，为维护和巩固暴政，无所不用其极，视人命如草芥，任何惨无人道的杀戮，既便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也不会使任何一位暴君虐臣产生什么负罪感。
他们甚至还可以为其刑罚的酷滥寻找到堂皇的借口，即所谓的“以刑去刑“理论。族刑连坐法最著名的实践家商鞅曾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赏刑》)商鞅本人虽以其法家的名声而难为后世正统所垂青，但他的这一理论却完整地为后来者心照不宣地接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