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百姓亦非界限分明的爱国与卖国，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
不过这种现象并非到琼州后才知道，而是早在由甲子镇赴琼的途中，攻克广州时就有所发现。当时这一地区已经两易其手，频繁的战争和掠夺让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但是他发现泉州沦陷后，最先恢复的往往是商业，按说广州本就是以商业立城如此也并不奇怪。可赵昺发现如此现象并不仅是为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品的需求，而是当时经商已经成为很多人唯一的谋生手段。
战争造就了大批的无家可归者和失地的百姓及破产的手工业者。赵昺却在市场上看到的除了传统的贸易产品外，还有许多诸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铜器等等二手生活用品，不难想象其中会有少量的为生活所迫而出卖的自家物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来自双方士兵或暴徒劫掠而来。或许大多商贩只是为了生存被迫经销，但至少说明道德自律的传统已然崩溃。
在货源阻滞的现实面前与生存优先的法则下，对上述行为道义层面的要求或许不宜过高，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这足以说明商人的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