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此亦表明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他们追逐利润的内心，与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在帅府军退出广州后，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权，并立即着手对这里的国际商贸活动进行恢复。为规范广州的商业活动以便收取税赋，元廷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行会，他们的行为按说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
而赵昺看到的只是贪婪和逐利，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当然这也与蒙古人的掠夺政策有关，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以行政手段和特权强行征收高额的赋税，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和走私买卖。
接下来币制转换与中统钞的滥发，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