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营救行动，无论是对朕，还是对陈都统都是一场冒险，弄不好就是身败名裂啊！”赵昺苦笑着道。他清楚对于动用大军去营救二十几个身陷敌后，生死未卜的士兵，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军队系统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的。
这问题说起来复杂，也很简单。在宋代士人阶层的崛起，使得武人倍受打压，地位低下。而入宋一来的军制也让世人对军兵没有好感。宋人的想法是：“盖民之敢为盗者，皆柴黯无赖有勇力之人，配隶诸军，正得其所”，也即宋太祖的说法：这种募兵养兵之策，可以取得“百代之利”，使“天下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凶年饥岁，则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基于这种设想，北宋仁宗朝沈遴知杭州时，百姓但凡犯法，不问情节轻重，尽刺为兵。南宋时也规定，“应犯强盗，合配远方之人，并配隶屯驻大军交管”；以至当时各路军队每年接收的发配罪人，“无虑数千人，其间往往多是强盗”；南宋严州“城中恶少群扰市”，知州萧隧为防止事态扩大，遂“密籍姓名，涅补军额”。
宋时的“杂役卒”尚非正规战斗之兵，而南宋时期屯驻大军中则不乏披挂上阵的配军。高宗时，池州都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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