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还要请我们吃饭，被高雄坚决推辞，吴老板只好派司机把我们三人送出乡，一直到大北监狱的十字路口。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去哪都方便。司机走后，我叫出租车带高雄和阿赞隆来到奉天街的某个粤菜馆，也许是劳累过度，阿赞隆脸色看起来有点儿差，也没精神。
高雄说：“阿赞隆师傅加持那些陈年尸骨整整一天一夜，耗费不少法力，这钱赚得并不容易！”我连忙从皮包里取出钞票，问他收费多少，高雄说你小子没打听好价格就敢接生意。
“你大概也就是收三万左右，反正我要价四万，你看着拿吧。”我大方地把钞票全都放在桌上，阿赞隆看了一眼钞票，继续吃东西。
高雄把这四捆钱拿起来掂了掂，说：“本来我想收你二十万泰铢，但你也不能白折腾，算了，给你打个七五折，我收十五万算了！”说完把三捆钞票收进皮包，我哈哈大笑，说高老板真够意思，以后还是得跟你混饭吃。
聊天过程中，我问高雄那天晚上大家头疼呕吐的疑问，为什么我最先感觉到，难道是我身体最差？高雄用眼睛斜着我：“要么是你身体最好，要么是你身体最差，你猜是哪个？”我不再说话，心想凭什么我最差，就算我不爱锻炼，但怎么说也是年轻人，今年不到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