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只好给医院打电话，让急救车把我们都拉去医院。
“这倒是个办法，但要是盯梢的人也跟到医院，想看看我们死没死，那怎么办？”我问。高雄掏出手机，翻了几个电话号码，又打两通电话，似乎是在联系某医院的人。最后挂断后告诉我们，他认识个泰国女人，也算是老客户，丈夫在曼谷郊区某医院当主任，可以找他帮忙，但那医院规模不大，全院只有一辆急救车，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来，我们连声称好，大不了等呗。高雄嘱咐吴敌，让他在店里继续监听那部sim卡跟踪仪，有通话就用手机的录音功能给录下来。
两小时后，那家医院的面包车才开来，两名工作人员出来，用担架把我和高雄抬上车。之所以留下黄诚信和吴敌，也是为了增强真实性，好让对方误以为，我们只有两人吃了那顿饭，黄诚信和吴敌因故没吃，有可能他们早就吃过饭，或者因不饿而没吃，这样才更加真实。毕竟黄诚信和吴敌还要做生意，也方便跟我们联系。
就这样，我和高雄来到这家医院，安排在同一病房。高雄那位女客户的丈夫过来做过简单检查之后，告诉护士这两名患者病得很重，不能打扰，把病房门关好，除了他谁也不许进。
上午，吴敌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