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同职犯公坐”机制，可以促使每一个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谨慎对待他经手的判决，从而最大可能减少出现错判。
像是宋太宗时，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
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
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
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
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对判决持有异议的法官，还可以采取比较消极的做法——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
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在所有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们都签字画押之后，这份判决书终于可以送到州太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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