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也流传至日本、新罗等地。在早期的日本，《白氏文集》是日本文学汉化的最重要依据。
白居易认為文学是反映自己人生哲学（道）的工具。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為「兼济」、与「独善」两类。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為讽喻、閒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其一是作為「兼济」工具的讽諭诗，其一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閒适诗。并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胡适归纳白居易基本主张：「可说是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洩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讽雪，弄花草而已。」
白居易的诗歌理念与元稹一致。陈子昂与李白古诗作品、以及杜甫写实作品，对元、白的诗歌理念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对於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刘大杰认為白居易「作了大胆的批判和正确的评价。」胡适肯定白居易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改善时政的意图，但也认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过於狭隘的缺陷。
白居易对前人诗作，也因他的文学理论，而出现相冲突的评价。例如《与元九书》里，认為晋宋是「六义寖微」的时代，而有「